汉武帝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,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。”董仲舒说:“天人之征,古今之道也。”公孙弘也曾经言及“明天人分际,通古今之义”。《淮南子·泰族》写道:“明于天人之分,通于治乱之本。”《淮南子·要略》也有“埒略衰世古今之变”“通古今之论”“经古今之道”,以及“观天地之象,通古今之事”之说。
从这些方面综合看来,司马迁对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的论述,带有一定程度的历史文化意识,并且,具有旗帜鲜明的时代特征。
“天”、“人”、“古”、“今”对当时的统治者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,当然,这是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。在《史记》中,“天示”、“神示”、“梦遇”、“奇遇”、“预言”等等,司马迁对于“究天人之际”的研究,从某种意义上讲,使客观世界上不可预测和可预测的界限都变得模糊起来。
司马迁的这种观念,使得许多历史史实里的真实原因变得愈加神秘,改变历史走向的不再是人,而是神灵,是神灵在主宰着这一切。然而,笔者乃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的信徒,虽然,是《史记》的忠实读者,但是,关于司马迁的一些见解,笔者实在是不敢苟同。